“长女”的十年：艺考，名校梦与女主播 | 人间

“为什么什么都要我来！你们总说不会不会，难道我天生下来就会这些吗？为什么不能学着怎么去做，就因为我最大，所以什么事情都要压在我身上吗！”

配图 | 《我的姐姐》剧照

姐姐是家里的长女。比我哥大两岁，比我大四岁。

小时候，家族里的长辈总是对她说：“你作为老大，一定要让着弟妹，你爸妈工作辛苦，也要多帮家里的忙。”姐姐倒是真听了进去。

2005年，我5岁，我们搬离老家来到县城，小出租房楼下是脏污忙乱的菜市场，街道间飞驰的载客摩托。

父亲在对街开了个手机店，两年不到，就因经营不善关张了。这时，朋友介绍他去外省工地当司机，他二话不说便只身前往，鲜少回家。头五年，日子过得辛苦，父亲不顾家，母亲找他要生活费得从月头追到月尾，他在电话里头骂我们是讨债鬼。迫于生计，母亲去附近超市干导购，月薪不到三千，日夜班颠倒。除了吃饭和睡觉，我们一天里见不到她三回面。

母亲不在时，刚上六年级的姐姐便当起了家，琢磨菜谱做三餐，教刚上小学的我读图识字。当然，她也还是个孩子，会偷偷用红包给我们买冰棍、辣条还有现烤的鸡蛋糕。偶尔，还会奢侈一把，买上对街沙县小吃的香拌云吞，五元一份，十来个云吞，皮薄肉弹，花生酱混酱油的香味，几乎伴随了我的小学和初中。

自幼，我视姐姐为粗心与细心交织的个体。家务对她而言是挑战，洗碗溅衣、晾衣碰头、削萝卜伤手，皆是常事。然而，保护我时，她从不马虎。哥哥与她脾气相冲，常起争执，我因性格柔弱，常成哥哥“出气筒”。这时，姐姐总及时出现，在拳头落我后背前护住我。

那几年，每逢转季，我就要咳嗽，绵长的咳嗽声往往持续十余日。一次，咳嗽加剧至深夜，疲惫一天的母亲被吵醒，旋即骂我：“让你把痰咳出来你偏不，吵到个个不用睡！”

我满腹委屈，因为真不会咳痰，又因母亲头次骂我，眼泪一下就飙出来。身旁的姐姐，虽同样未眠，她没有责骂我，反倒很温柔地喊我小名：“小小别哭，姐哄你睡。”随后，又把我背起来，在不大的房间里来回踱步。

那晚伏在姐姐背上，我想，她就是除我妈外的第二个天。

像我们这样无房、无车、无存款的家庭而言，年幼时，耳畔回响的就是家人无尽的叮咛，“好好学习，考上好大学，就算熬出头了”。在亲戚眼中，“好大学”最起码得是一本以上的重点大学，最好是往北京、上海这些地方走，非但面上有光，还大有前途。

姐姐始终铭记这一点。高中时，她读文科，成绩是年级前十。但要同市里的学生比，还要差上一大截，考上重点大学的可能性不大。

2014年，姐姐念高二，艺考风潮席卷小镇。她的班主任时不时会在课堂里提及艺考，强调有意向考取理想学校但文化分不够的学生可以尝试走这条路。班里学生基本都在埋头苦读，无动于衷，只有姐姐被说得心动。

当时，母亲很支持姐姐走艺考这条路，她觉得孩子有目标，想学新东西，这想法就是好的。然而，现实却如同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——艺考所需的课外培训费用，动辄五六千，令人望而却步。母亲只能出门借钱，但家中长辈闻讯后，纷纷表示反对，他们认为艺考这条路是歪门邪道。

眼看报班截止时间越来越近，钱依旧没着落，姐姐难过得没心思吃饭。最终，母亲向小姨借了钱，她回到房间安慰姐姐，不用担心钱的事，能学到本领比什么都重要。

那年的艺考，姐姐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训练。除开报班，她还请县电视台的主持人一对一辅导。她明白资源和信息在小镇的重要性，如果能请教传媒相关的老师，能获得非常有用的艺考经验。当然，代价就是学费高昂——一节课两百，而我一年的学杂费不过三百。

一次，母亲私下同这位老师说，我们家条件一般，能不能降一点学费。老师笑得尴尬，委婉地说，“这不算贵”。隔天，姐姐下课回来，又气又急地跑到厨房质问母亲，是不是和老师说了什么。母亲装傻不承认，姐姐就把下午上课老师说的话复述一遍。

原来，在母亲向老师说明情况后，老师上课时问姐姐：“你家条件是不是不太好？”

姐姐愣住，这一问才知母亲去向人求情降学费。她自幼要强，不想被人看轻，更不想因家庭拮据而遭到区别对待。被老师这一说，她当即觉得脸烧得慌，像是一层遮羞布被人揭开。而她最担心的事也发生了，这一小插曲过去后，老师授课明显不上心，没了往日热情。

那阵子，她和母亲哭诉：“你和别人卖可怜有什么用，只会被人看不起！我问东西她都爱答不理！”

母亲既吃惊又无辜，她想法单纯，一直以来认为人师者必定对学生心软，无私奉献。她试图再去和那位老师理论，被姐姐厉声喝止了。后面的几次课，姐姐硬着头皮去上，甚至不太敢去看老师，总觉得她那双眼里有鄙夷和嫌弃。

自此，这件事成为姐姐的心结。考取好大学，争一口气，不被人看扁，更成了某种执念，伴随她此后漫长艰辛的三年高考。

选择艺考，一般来说，走的流程就比高考多两步。首先要参加艺术类省统考，然后可以参加相应高校举行的校考。若统考成绩达到合格线或拿到校考学校的合格证，高考时可以艺术生身份参加考试。

统考或校考成绩（专业分）与高考成绩（文化分）以相应的比例相加即为高考总分。由于各院校录取侧重点不同，一般在专业分合格且文化分达到当年院校录取线的前提下，院校会从专业分、文化分或高考总分三个方面考量，依次排名，择优录取。若是统考成绩未过合格线，也没拿到校考合格证，便只能如普通学生一样进行正常高考流程。

姐姐长相端正大气，嗓音是偏浑厚的女中低音，在备战普通话考试的高强度训练下成就一副播音腔。早在有艺考的想法时，她就选定了播音与主持专业。很多年后，我问过她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，她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那会只是觉得它赚钱多，学了有前途。”

当年的播音与主持专业在省内未设统考，学生只能通过高校设立的校考考点进行专业考试。校考多以初试和复试两个部分组成。考试内容也因高校的不同有所差异，有的学校有随机抽题、考官提问，有的学校有才艺展示……但不管形式如何变，普通话朗诵、新闻播读、即兴评述等基础的考点都会涉及。

2015年，姐姐在北京集训后，随着各大高校校考时间及考点陆续公布，她开始去往省内外的高校进行校考。第一个考点在吉林，寒冬时节，她第一次出远门，也是头次见到雪。备考压力大，又孤身在外，电话里头她和母亲打电话报平安，总是哭。

从吉林回来后，母亲就决定陪她去北京、武汉、湖南这几个地方的学校继续校考。其间，因放心不下我在老家，去长沙前时，母亲回来把我接到身边，那也是我第一次出省。在长沙，我们挤在简陋的旅馆里，三个人一张床，床铺和厕所紧挨着，起床转个身的距离，就能碰到厕所的玻璃墙。

姐姐和往日一样坐在床头复习朗诵，时常眉头紧锁。临睡前，她告诉我，她很紧张，怕付出没回报，怕钱打水漂，怕辜负家里对她的投入。就这么怕了好半天，一直等到半夜，她才勉强睡去。

这一年，她的成绩不理想。要同大城市里自幼得到培养的艺考生一起竞争名额，并不是一件易事。校考一轮下来，她都没能成功拿到合格证，这意味着她被心仪学校录取的最低门槛都够不到。她只能如普通学生一样参加高考，而这一年，她高考的文化分只达到二本线。

成绩出来后，家里人还在为家族马上要多个大学生而高兴，姐姐郑重地说：“我要复读。”

第二年，姐姐吸取教训，继续苦练普通话和播音主持，还另学了民族舞，还自学了交互设计类的部分内容，为后续艺考面试的作品展示做准备。

这年她的心理压力很大，怕到时候又是一场空。这也让她越发不自信，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脸，问我：“我是不是很丑，很胖？”当初家教遗留下来的心结也开始冒出来，她焦虑得头发大把大把地掉。

校考趋近，某天她正复习着，情绪忽然崩溃，眼泪不停掉。哭声把母亲引过来，她摸着姐姐的头，很认真地说：“考试最重要的是放平心态。钱没了可以再赚，况且学了就是自己的，这怎么能叫浪费钱？”那些备考的日子，母亲是姐姐的精神支柱，倘若没有她的陪伴和开导，兴许姐姐也无法在艺考这条路上走这么久。

在那场谈心后，姐姐过于紧绷的状态有所好转。那年艺考，她成功拿到深圳某所高校的合格证，那虽不是她的理想学校，但起码有了进步，只是她想再进一步。

于是她开始了第二次复读。

这一次，她的心态好了很多，有了前两年的经验，她越发自信和自如，老师的认可和赞美也多了起来。2018年初，第三次校考，她成功拿到了北京某重点A大学的合格证，当时的主考官对她很满意，复试考试结束后还对她说，“很期待未来能够在校园见到你。希望你继续努力。”

但命运总爱开玩笑，这年高考成绩出来，姐姐的文化分离A大学当年最低录取线仅仅差了5分。当时的她，几乎没有考虑别的学校，满心满眼只剩下A大学这一个目标，学校发的志愿填报指南书，她甚至都没打开过。

一次又一次落榜，她还是没有放弃报读名校的念头。在她决定第三年继续复读以考取北京这所学校的决定时，我感慨她毅力惊人之余，又不免担忧她的未来。这时候我已经上了高二，快要和她同级，而她还在原地打转。

“你难道就不想上大学吗？”我问她。

那时，我头次理解怀揣梦想、有远大抱负的人是什么样的。她的眼神坚毅，一双眼都充满着对未来蓝图的憧憬。

“当初我选择走艺考这条路，有人反对，说家里又没钱，没资格学这门试，只有阿妈支持我。等我开始学了，又有人说我土、不好看，不是学这个的料，不如找个便宜大学上了算了。我偏不信我没这个能力，要考就考最好的，不仅是为了家，也为争一口气。”

2018年7月，姐姐找好了新的复读学校，学校在城区边的村镇上，半封闭式的学习环境，专为复读学生打造的。学校八月初就要开学，她提前一周把学习资料还有宿舍用品都搬了过去，怀揣满腔激情去迎接新一轮艺考和高考的备战。

然而，这场逐梦未能像从前那样，忙碌充实地进行下去，而是硬生生地中断在了父亲手中。

7月末，我们接到父亲脑干出血送往ICU抢救的消息。那年，他在深圳跑工地，常年三高又不吃降压药，身体状况像个临近爆破的气球，一杯白酒下肚，再大声说几句话，脑袋里的血管砰一声炸裂，把一家人炸得团团转。

姐姐和母亲先去了医院，母亲早已被这个消息砸得六神无主，在ICU门外徘徊。休息区沙发坐着叔叔和舅舅们，皱着眉头，同样满脸忧色。好在，两天后，父亲情况好转，但随之而来的医药费成了大难题。

那阵子，来看望的亲戚总对姐姐说：“如今你爸爸倒了，你母亲身体不好，你是长女，也算一个大人了，要好好照顾父母和弟妹。”

查社保、办证明手续、跑部门、筹钱等事项，母亲不会，我们不懂，这份重任便落到了姐姐身上。她请的假从几天到十几天，每天都忙于办理各种大小手续。因社保报销的限制，父亲需要每半个月转一次院，其间要提前联系转院的床位，除此之外，脑干出血带来的肺部感染和偏瘫这两项后遗症，同样需要人手随时在旁边看护。

等暂时解决掉眼前的事，姐姐已经快半个月没去学校了。一天下午，她和母亲坐在家属休息区里算余下的钱，边算边忧心后续父亲的护理。父亲一百七十多斤的重量，护工做不到心细，母亲为此照顾得吃力，急缺人手来分担。但在照顾病人这件事上，谁都难以抽出时间帮忙——叔叔和舅舅们有工作，爷爷奶奶上了年纪，我正处于升高三的关键期，初中辍学的哥哥当时正在老家准备驾考科目三的考试。父亲的事已成定局，我们商量着还是让他考完试再回来。

没钱请护工，大家又各有各的忙。最终，姐姐说她会留下来帮忙的。听完，母亲一张脸愁成苦瓜，无奈却又毫无办法，“那你上学怎么办？”

一旁的叔叔没好气打断：“人都这样了还想上什么学？”大家陷入沉默，姐姐更是无话，默默整理父亲的资料。我偷偷看姐姐的表情，她眉头皱着，唇角抿着，有怨愤，也有不甘心，但这次，她什么话也没说。

晚上回了酒店，母亲让她别把叔叔的话放心上，姐姐只是平静摇了摇头，像是认命接受这样的现实：“我休学吧，复读的事以后再说，现在这样，我也不可能放下心来学习。”

这场休学，代表着她就此退出校园生活，漫长的三年高考长跑还未步入终点就被迫宣告中止。道义、情分和良心拉扯，她无法坐视不理，她不为父亲做考虑，也要为相伴多年、相依为命的母亲和弟妹考虑。她要向突遭变故的家庭妥协，除了承担起这份家庭责任，别无他法。

2019年年初，父亲出院，我们在城区近人民医院的地方租下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，房子八十来平米大，严格来说那不算三间卧室，其中一间原来是阳台的一部分，被房东改成一个四平米左右的玻璃房，仅能放下一张床。

父亲出院后，爷爷奶奶来到家里帮忙照顾后，他们睡在玻璃房，哥哥睡另一间小房，我和姐姐、母亲、父亲挤在大卧室，一张大床睡三人，我身子小，睡在边上的飘窗上正好。母亲怕我睡得难受，后来给我加了个木板，拿被褥垫上，即使这样，有时后半夜翻身，我总会觉得后腰隐隐作痛。

租下房子，交完两个月押金，家里的积蓄已所剩无几。

房租、护理还有因为父亲治病欠下的贷款，每个月光是支出就多达七八千元。

父亲吃喝拉撒上下床全都需要人帮忙。时常发烧感冒，生浓痰。非但生理状态不佳，心理状态也堪忧。他无法接受人生半程突然落得半身残疾的事实，偶尔会悲从中来，啜泣不止。从老家回来的哥哥，一时找不到工作，也开始接手父亲的日常护理和复健，不过爷爷奶奶也会帮忙照顾父亲。所以哥哥花在父亲身上的时间很少，其余大部分时间，他不是睡觉就是打游戏。

我们当地，家族中强调男性要有责任有担当，成为家中顶梁柱的言论。但在我的家庭中产生错位——父亲偏瘫，自脑出血起便失去自理和劳动能力，哥哥得过且过，不求上进。总之，哪一个男性都指望不上。

赚钱这事，最终落到了母亲和姐姐身上，她们无法忍受坐吃山空的局面。

五月份时，母亲不顾爷爷奶奶的反对，无视他们说的要母亲在家，哥哥外出打工的要求，毅然决定重拾起从前的早餐摊生意。没能继续复读的姐姐充当父亲本该做的角色，来和母亲共同分担经济压力。

姐姐不用上学后，恨不能将一天二十四小时全用来赚钱。

早在姐姐上初中时，为补贴家用，她把父亲关闭手机店时留下的一袋玉石放网店上卖。碰上个好心人，听闻她小小年纪便开淘宝店赚学费，既是称赞又是心疼，后来不论玉石真假，按姐姐给出的价，全买下了。那是姐姐赚的人生第一桶金，一千块钱。

有了之前的经验，姐姐选择淘宝开店卖特产，经朋友介绍，联系到生产当地手打肉丸的厂家，进了一小批货，大概二十来斤。她用手机拍图，在朋友圈宣传和网店发布。起初半个月没什么起色，大多是朋友生意，加上网店对新人曝光率有限，拿钱投流对于钱包吃紧的姐来说不现实。

她开始瞄向直播带货，来增加曝光渠道。

每天定时晚八点直播，煮一碗卖相尚佳的面，既做晚饭又做展示，一颗丸子举三十秒，保持得体笑容，丸子在空气放到快凉了才咬上一口，边吃还要边做介绍，推送链接。播了几天，直播间观看人数最高达到几十人，其中大多数人来了一会便退出。

播了半个月后，直播间流量已达上限，介绍翻来覆去没有新意，姐姐嫌介绍词干巴，曝光渠道单一。那年短视频风口正盛，她开始转向入驻视频号，介绍特产美食和美食视频制作，还能赚点激励金。

我听了她的想法，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问她：“你都不怎么会做饭，能行吗？”

她狡黠一笑：“这不有你吗，我们一起干。”

2019年夏天，我高考完，正好放暑假，有长达三个月的假期，除了帮忙家务，剩下的事件就是陪着姐姐一块打下手。

决定视频拍摄方向后，姐姐就在二手平台买来补光灯、三脚架，以及几条做背景的餐桌布，还有一台家里搁置两三年的旧佳能相机，开始拍摄起和特产相关的美食视频和照片。技术不够，她就上网学习修图、剪辑、拍摄技巧。最后将修好的照片当作商品链接上的宣传图，而视频则投放直播间和视频号上做宣传。一番努力后，姐姐直播间在线观看的人数从十几人变成几十人，再到上百人，后台订单终于从省内做到省外，单量有时一天一单，好的时候两三单。

那个月，姐姐靠网店收益赚得四千来块钱。她仍然觉得不够，希望多一份收入，恰逢楼下一个三十平左右的店面业主直租，姐姐就冒出个新想法，租下店面卖小吃，“这样既能方便照应爸爸，还能开个店做生意，还可以在店里做直播。”

我没有她大胆，敢想敢做。店租1500，对于家里是笔大支出，生意完全没底，无异于贷款投资，很可能吃力不讨好，花了钱不说还浪费时间。但姐姐说：“万一赚钱呢？好过什么都不做。”

她和母亲商量，两人一拍即合，和业主签了半年的合同，跑去工商注册了营业执照。姐姐虽有乙肝，但好在那年健康证允许肝功能正常的乙肝携带者办理，她很快就办好健康证，顺利开了家小吃店入驻外卖平台。

如今常被诟病的半成品、预制菜，是我们当时外卖店主要的收入来源。从饺子、包子等蒸点再到各式炸物，姐姐选了好些味道和利润都不错的速冻制品，放在冰柜里，随用随取。除了小吃，后面还做了和特产相关的丸子汤面、拌面。

出餐时间15至20分钟，常常碰到一单里又是炸物又是汤面蒸点，我和姐姐常常弄得手忙脚乱。好不容易出单，两人双双瘫坐在椅子上，感叹幸好有半成品省点时间，这要是现点现做，超时投诉要满天飞了。

一单20元的外卖，平台大概抽成20%，到手十来块钱，一天好的时候能接个五六单。没有靠低价冲销量，也没有花钱设计足够惹眼的门店装饰，外卖店流量虽不高，但起码有得赚，满足下基本生活费不成问题。恰巧那会，姐姐朋友的表妹升高三，想要提高英语，朋友便介绍她去给表妹上网课，课时费一个小时一百块钱，一个月有两千块钱收入，弥补了店租这笔支出。

只要有钱赚，姐姐就不会太过焦虑。

8月，我拿到录取通知书。

学校既不是名校也不是重本，是省外一所很普通的民办二本。

对于我的高考，我和姐姐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。我没有任何不甘，分数自认稳定发挥，已达能力上限，至于志愿和当年的录取分数线，就全看运气了，这不是我能控制的事。姐姐则认为我未尽全力，不够努力，不该是这种分数。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们偶尔爆发的争吵中还会存在她指责我毫不用功，一心玩闹，才会考了个差劲学校。

家族里读书的小孩常常被寄希望于出人头地，我没能达成这个目标。这让她倍感失望。

不过她没有失望太久。录取通知书寄到家的那天，她和我一块拆封。不只是我，她也是第一次见到录取通知书，比我还高兴，拿着手机一顿拍，发朋友圈宣告她的妹妹考上大学。

“妹妹上了大学”这件事，要比“不算好的学校”来得重要。

录取通知书的由来我和姐姐心知肚明。我滑档到了第八志愿，对于第八志愿的填写，我没有选择热门专业，因为心里没底，在看遍网上许多关于各专业的介绍后，我选了保守的电子商务。民办二本的志愿是姐姐提议的，它是新校区，宣称设施齐全，挂靠校本部，师资互通。

唯一的缺点是学费高昂，大概是普通高校的两倍。

这是我头次碰到以万为开头的学费，顿生出一种拖累家庭的愧疚。姐姐却学着母亲的样子说，“钱财身外物，没了可以再赚。”她说，家里尽管缺钱，但她仍希望我的大学四年是完整的——宿舍得是上床下桌，教学楼实验楼齐全，校园要大，要有礼堂、有社团、有学生部门等等，老师不是教授就是博士，课业完整，大四要写毕业论文，还要实习等等。这是她理想中的大学模样，少一个流程都不行。

等兴奋劲过完，她感慨我已经是大学生身份之余，有些忧心道：“就是不知道你上学后，我怎么办。”

暑假的三个月里，兴许是被姐姐感染，比起能够上大学，我比较担心的是如果我去上了学，家里怎么办。少了一个我，姐姐没人帮忙会不会更糟心——彼时，母亲的精力在早餐摊，哥哥的精力在父亲。一个人要干外卖、干直播、给学生上课，她能否应付过来呢。

至于未来的工作和学业，我一片迷茫，毫无方向，并没有像当初的姐姐那样总是目的明确地前进，知道自己要什么和怎么做。因此常会暗暗不切实际地希望着，如果此刻上大学的是饱含干劲、敢想敢做的姐姐，会不会比我更有前途些。

我考上大学，母亲同样高兴，但高兴过后则是遗憾。她提及如果姐姐那两年没复读，这会估计能上两年大学了。姐姐有些坦然地说：“可我哪怕现在上学，也未必能放下心来啊，家里这个样，处处要帮忙。”

话锋一转，她又对母亲说：“不过你放心，我有我的计划，我想考国外去，国外学历不比国内的差。”她的理由是，国内高考形势紧张，高考也开始改革，她可能无法适应新的做题模式，不如自学外语去国外学传媒和设计。没多久，她就买了新一轮的相关书籍。

我那阵子很不认同她的决定，出国留学费用很高，对于遭遇过疾病重创的家庭而言，简直是异想天开。再者，抛开钱不谈，她一个人到人生地不熟的国外，又真的能适应吗？

暑假结束，我去往省外上大学。告别逼仄的床，不必再忍受飘窗的冷硬，远离家庭争吵和琐事，有了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。

与此同时，姐姐不是为钱财谋生，就是处理家庭琐事。我开始成为她唯一倾诉的泄口，那两年，我们的聊天记录时常充斥今天谁和谁闹了矛盾，父亲又如何发脾气，哥哥又开始吵架、打架、砸锅砸椅等等。

“死”这个字眼开始频繁出现在姐姐口中，她几近崩溃。而我开始成为她摆脱困境的小小希望，她期待我学有所成，赚得大钱，如果我有些许懈怠，她会瞬间产生推测和提醒，让我清楚意识到家中现状，绝不可像当初的高三那样松懈和放纵享乐，最终换得个平平无奇的普通学历。

而无法为她分担丝毫压力的我，常常在与她的谈话中愧疚和罪恶感袭上心头，这样的心态维持很长一段时间，并恶化成了内耗和易怒。往后，面对她的消息时，我常常已读不回，只在必要时敷衍两句。她不再成为我儿时的骄傲和榜样，却成为我和室友谈心时频繁吐槽的对象。

寒假放假回家，我还是像从前那样，忙完家里的事，便待在店里和姐姐一起做外卖。闲时，聊到我的大学生活，她眼里和语气里都透着羡慕，感叹之余，有些伤感地问：“如果我当初不复读，直接去上大学，现在是不是也会在学校上学？”

我反问她：“你之前不是说想去留学吗？现在还想吗？”

她长叹一口气：“肯定想啊，但是学外语还要考证，没有那么快的。”

我心想，考证和外语都不是大问题，摆在眼前的可能是一笔十来万的留学费用，这才是真正的难题。第二次听到她肯定的回答，我还是无法理解她这一想法。

在我走神的期间，她一句话把我拉回来。

“如果我考上好学校，上了大学，像你一样，就不用待在家里烦这烦那的，你说……我是不是太固执，太没用了？”

“为什么突然这么说？”我问。

“身边的同学毕业的毕业，上班的上班，只有我不一样，不是搞外卖就是弄直播，为了一点钱急得团团转，还要防止家里吵架生事，真的好累，怎么我总要比同龄人承受更多？”

我们没有太多谈心的瞬间，片刻宁静常常容易被打破，比如我们刚说完一句话，手机一个语音电话，父亲有点什么情况，我们就得上去看看怎么回事。

我回归到家庭中，再次深刻体会一家人绑在一块的窒息感，慢慢明白姐姐对于留学的执着，也开始重新去理解她的处境。混乱的家庭像漩涡，让每个待在其中的人深感憋闷，只有走出这个环境，才能缓过来，喘一口气。而无法走出来的姐姐，除了自我调整，向我发泄怨气，别无他法。她害怕某天被生活磨灭意志，成了平庸无为之辈。她总在赌一个万一，万一哪天她赚到钱了，万一家里没有那么需要她了，万一她拿到了offer，成功考取国外的学校……

出国留学更像是姐姐回到正轨的希望，尽管希望渺茫，但她坚信它有改变现状的可能。

心怀抱负却囿于家庭困境，这是她弥补高考遗憾的方式，也是她摆脱混乱不堪的生活的唯一盼头。

2020年年初，疫情席卷全球，新冠病毒大爆发，姐姐的出国留学梦终究要破碎。

疫情开始前，爷爷奶奶回了老家。少了他们，父亲所有日常护理和康复由我们四个人分担。哥哥在母亲的劝说下，每天赶早送她去早餐摊子上帮忙，回来后，扶父亲起床便折回房间补觉。而父亲的洗漱、喂饭、手脚康复就由我和姐姐来完成，赶上他上厕所，得在他旁边守着。

关于父亲护理上的事虽不算多，但每一样都离不开人。这对姐姐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，这意味着这个家越发需要她。挣钱和照顾病人，她哪边都舍不掉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姐姐的生活圈子不断缩小。她被局限在小小的家里，除了赚钱就是重复枯燥的护理工作，没有社交，更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。她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，一点小事就能让她焦躁不已，她开始抱怨日子无趣，生活无望，不如死了算了。父亲的病困住了她，长女这层身份同样也在困住她。

母亲忧心她的学业，她总觉得女儿缺失了一个必要的阶段。在她的观念里，像人必须成家立业，结婚生子一样，姐姐必须好好学习，将缺失的大学生活补上。这样的人生才完整。父亲身体趋于稳定后，她开始希望姐姐能够重拾学业。有时见姐姐没有学习，在玩手机，她就要啰唆两句，“你老是玩、老是嘻嘻哈哈的，不想着学习吗？”

她忽略了十分钟前姐姐正踩着出餐节点送出外卖，眼下不过是片刻歇息。

姐姐听了她的话，当即爆发：“你说得那么简单，我去上学谁来帮忙家里的事？就靠你吗？你能保证我去了学校不会找我吗？手续、钱这些事，最后还不是让我来办！”

她越说越急，越说越大声，崩溃和眼泪如数泄出。

“为什么什么都要我来！你们总说不会不会，难道我天生下来就会这些吗？为什么不能学着怎么去做，就因为我最大，所以什么事情都要压在我身上吗！”

母亲没了埋怨的话，脸上的愁容更深，想必心里对姐姐的内疚更大了。

父亲出事儿一来，她总觉得自己没能力给孩子带来好生活，能做的，只有拼命挣钱、攒钱。她曾偷偷和我说，希望未来攒下一笔钱给姐姐出国去，“她是学传媒的、学播音的料，做这些家务活、小生意，还是委屈她了。”

疫情让我们这一家五口被迫待在家中，虽时有争吵，却也有了彼此沟通和理解的契机。

经历数次一家人争吵、哭诉心事后，哥哥懂事了些。也许是看出了母亲和姐姐的不容易，他不再胡乱发脾气，对父亲的护理上心很多。加上疫情分散了一定的注意力，除了照顾父亲和谋生，还要防止感染，做好防护。我们因此度过一段还算和平的日子。

2021年9月，疫情有所缓解，辅导员通知我们十月份回到学校上课，我结束长达近大半年的居家网课，准备回校。

开学需要交学费，老师早在九月初通知让大家把学费打到卡上，但我一直拖到临近开学也没凑齐学费。新冠疫情第一年过去，外卖不好做，直播和电商卖货，也因疫情管控，运输困难，收入骤减。但我们却总有需要钱的地方。

没了我这个帮手又急需要钱，姐姐最后下定决心，趁着家里状况还算稳定，让哥哥接手外卖店，她则负责外出找月薪更多的工作。有艺考和淘宝直播的经历，姐姐的经验被一家传媒公司的老板看重，做了传媒号博主。月薪六千，含五险一金，比开外卖店和网店强些。拿到头月工资时，她像初中那会卖出玉一样高兴，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群里和大家宣布好消息，然后给弟弟妹妹发红包、点外卖。

公司管理不算有序，视频拍摄所需要的文案工作，也得姐姐负责。碰上没什么工作时，姐姐也得坐在工位上耗到下午六点下班。她有时和我抱怨这份工作很无聊，无所事事的。小半年后，公司效益不佳，面临倒闭关停。这时，姐姐另寻出路，找了一家大公司的直播兼职。兼职公司里负责运营的领导看重姐姐的能力，开始把大店的排班给她，姐姐也因此正式留下来工作。

2022年7月，新公司进行了一轮兼职主播转正考试，重点打造能代表公司形象的金牌主播，福利比兼职多。姐姐本着尝试的心态报了名，没承想，资料收集上，她就卡在学历关——她的高中学历夹在本科和大专之间，很突兀。

一个和她闹过点矛盾的男领导在知道这事后，假意关心她，“你不是很厉害咩，怎么学历这么低的？”姐姐讲给我听时，边说边抹泪。

另外一个负责转正考核的女领导，私下里找她谈了话。兼职主播流动性大，公司有意留住有经验的老牌主播，因此考核领导极力为姐姐做争取，她想了个对策，希望姐姐去报考成人高考提高学历，并且经由上层领导同意，学历这关过了，她随时可以转正。

女领导的话点醒了姐姐。学历的确是一道找工作的门槛，学历上来了，能选择的工作就多了，不可能一辈子干这份工作。更重要的是，她还是想回到校园，缺失的这一环，她仍旧想补上。与其花时间考个证，不如再多花点精力，要干就干更好的。由此，她萌生出了以社会考生身份再次参加高考的想法。

因此，这年十月的一个午后，我帮正在上播的姐姐了解高考补报名的内容。

与从前艺考有所不同，从2022年起，广东省新增播音与主持专业的省统考。

除开这一点，新高考改革后的考试报名流程和从前相差不大——10月开始高考报名，12月进行艺术类省统考，往后陆续会有高校校考，等到次年三月份，有广东省英语口语考试，后面的6月7日、8日就是高考。

报名过程还算顺利，姐姐赶上补报名的尾声，成功报上名，以社会考生的身份重新开始高考。

2022年12月中旬，正值疫情放开的阶段，学校通知解封，让我们尽快买票回家减少被传染的可能。

那年的统考，因为疫情，学生只能用线上系统进行在线考试。准备考试前，姐姐在家里客厅布置好考试的位置，打光，还有支架，吩咐我暂时在房间待着。

我在房间听了半个小时的动静，直到支架上的手机里机械女音发出倒计时和开始考试的口令。按捺不住好奇，我小心翼翼打开一条门缝，偷偷看正在考试的姐姐。

她目视前方的手机，回答考试系统发出的问题。扎起高马尾，她和高中时的模样几乎无差别。那一刻，我恍然想到从前她为了赚钱，跑到老家的市里主持节目时的样子。我没有在现场看过，但从她结束主持后，举着市十佳主持人的奖杯和举办方站在一起那刻，我想她依然怀揣着对播音主持最初的热爱。

这次成绩也是出乎意料地好。从前她挑灯夜读，惶惶终日，也只是刚过及格线。如今准备不充分，心态放平，尽自己所能应对，竟超了及格线几十分。姐姐和我们说成绩时，欣喜之余不免感慨，考试这种事情，还是有点运气成分在。

统考分数超出预期，一定程度增加了她的信心。但对于想要考取的学校，她没有明说，只说广东省内的话，如果文化分达到，是能有大学读的。按从前，她应该会迫不及待和家里说她的目标院校。到了晚上，她才偷偷和我坦白，其实她一个学校都没有报，对于接下来的校考考点和相关院校，她看都没看，因为不相信自己出社会那么久，还能考出这个成绩来。

但统考分数只是个基础门槛，对于省内外承认统考成绩的部分院校而言可能有作用，对于不承认统考成绩的院校来说，还是需要通过校考获得相应的合格证。

姐姐没有参加这年的校考，一张高校合格证都没有，几乎无缘她从前那些心仪高校的录取。而要想走普通高考流程，靠文化分硬考，对于只剩不到半年时间备考的她来说，难如登天。

“那怎么办？”我问。

“先考着吧，看看省内的也行。”这次她把标准降低，把目标瞄向省内。我明显感受到她重新高考时心态上的变化。比起从前反复内耗和焦虑，这次她要自如许多。

2023年3月，姐姐参加完英语口语考试。满分20分，她考了15分，同样在她的意料之外。口语考试结束的一天，我和姐姐散步，我问她：“接下来呢？工作这么忙，你还想继续去高考吗？来得及吗？”

距离六月份的高考不到三个月的时间，她半点不着急，反倒是不考试的我替她着急。

姐姐笑笑，语气轻松：“考呀，反正如果这次文化分不行就下次呗，就当搏一搏，又不是考不了。”

只要还能正常高考，她就有可能继续考下去。但是得不到结果，还有必要继续坚持吗？高考对现在的姐姐而言，是否值得继续进行下去？

我问她：“你工作稳定，现在工资也可以，忙起来很难沉下心学习的，总不可能辞掉工作备考吧。就这样，你还有必要坚持去考吗？”

她沉吟了片刻，说：“其实我不想真就这么过去了，真的很不甘心，尤其被人嘲笑高中学历。可我觉得我不比别人差，只是差点运气。”

如果说从前高考是为了不辜负家人，有条好出路，能赚好多钱，让家人不被亲戚看轻。如今的高考对于姐姐的意义，更像是完成某种心愿，给从前那个拼命努力又总不太顺遂的自己一个交代。

“还是要考的，这次不行那就下次。”她最后说。

与电视剧里主人公凭顽强意志砥砺奋进，最终成功上岸的励志故事不同，当初那个信誓旦旦说“不行那就下一次”的姐姐，最终还是没有再参加2023年的高考。这个对于高考生非常重大的节点，成为一个平常普通的日子，从她繁忙的工作中溜走。

在口语考试结束没多久，姐姐的公司对于主播多了新规定。一是要求主播的工作服需要保持颜色统一，最好是纯色简约的类型，减少重样；二是主播上播过程中需要全程站播，不能有坐下休息的时刻。

新规出来，主播们颇为不满。姐姐的几个同事私下里吐槽这实在太没天理：“工作服要这样要那样，每个月光衣服都要上千块钱，怎么不见他们给我报销服装费。工资都不够买衣服的。”

在姐姐看来，衣服还是次要的，全程站播才要命。她的排班一天几乎是8-10个小时，全程站着，下肢血液不流畅，她时常感到双腿沉重还酸痛，早在干主播头半年她就深受腿疼腿胀的困扰，新规定出来。她真怕熬出工伤没得治。

不到一个月，就有部分主播离开公司另谋出路。看着老同事一个个离开，姐姐也起了辞职的念头。她开始在招聘软件上看起深圳的主播工作，时薪是原公司的两倍，还是坐播，一天只要上播六个小时，底薪1w起步，提成另外算，说什么都比现在的公司好。她决定等过了六月份的大促，七八月份就可以提出离职走人。

电商活动通常会在五月中旬进行预热，一旦店铺预热，进线人数会是平日的两三倍，店铺活动规则还会经常更新，一天之内可能换好几轮。主播需要时刻关注群通知保持信息一致，避免出现疏漏导致错误承诺，让客户有后续找碴的可能，偶尔还要应对领导不定时进入直播间抽检。

如此紧张的氛围下，她几乎没有时间备考，下班后的劳累使她疲于面对学习，工作的紧凑繁忙让她甚至没时间像从前那样去焦虑、去懊悔没好好学习。

距离高考前一天，赶上电商那阵子活动有薪资奖励，请假两天考试，可能会失去近一千元。在姐姐眼里，比起去应付没结果的考试，目前还是一千元要紧。高考结束的第二天，母亲问起姐姐，有没有去考试，姐姐坦白说没有，这次她很平静，没任何抱怨和伤感，双手忙于回复手机里的消息，她要和工作群对接接下来电商大促的相关话术。

母亲略带无奈地埋怨：“那你之前还说要考，买了那么多书回来。”

姐姐登时拉下脸，拖长音怨道：“你看我现在哪有时间，请个假，大几百块就没了，你不心疼啊。”

等她回复完消息，放下手机安慰母亲，“明年再考也行的，今年就当试水啦。”

从2023年7月起，姐姐向运营申请减少排班时间，多出的时间她要去深圳摸索新的主播工作。深圳的主播工作内容多样，从卖米卖海参再到卖耳机、手机支架等等，前后涉及了三四家公司，她都一一尝试过了。

上午在这家公司下播，下午跑去附近的公司继续上播。这样的状态，她持续了近三个月。朋友对她的评价是劳模、工作狂，很要强，活该赚钱。

面对这类评价，姐姐往往只是干笑两声应付过去。她不认为这是种赞美，反倒是不得已。如果不是家庭一般，谁会想这么折腾自己。作为家庭收入的一大支撑，她只有月薪过万才能勉强维持每月开销，一旦少个两三千，下个月就要勒紧裤腰带过。一天打几份工，她不是什么工作狂，只是无可奈何。

比起少干点稍作歇息，没钱的日子会让她恐惧焦虑，她不敢停下来。而她再没拿起过那些中外课本和五三练习册，它们在柜子角落处里积了厚厚的灰，再没有人动过。

让她逐渐放下对高考的执念还有一部分原因，结婚生子。

这两年，姐姐交了男朋友，还算处得来，过了小半年，便开始同居、磨合。今年，1996年出生的姐姐周岁二十八，按老家虚岁来算，是二十九，再到家人嘴里，就成了三十岁。三十岁，在我们老家，孩子都两岁大满地爬了，不可避免地，姐姐成了被催婚的对象。催婚压力和增长的年龄，让姐姐思考起结婚成家的事情。

姐姐的男友做跨境外贸工作，在公司帮客户运营海外电商店铺，每月工资到手过万，谈成一单有提成，多少全看个人努力。姐姐欣赏他积极上进，踏实靠谱，肯做家务，比她之前接触过的男生要好很多。她想如果两人真的结了婚，婚后生活，对方应该会是顾家的。

但对于结婚，她怀有期待，又过分害怕，无法当真将自己完全托付在另一个人身上。

她时常向我诉说恋爱上的烦恼，恋爱史不算丰富的她在感情里患得患失，缺乏自信。尤其是即将迈入三十岁，她远没有二十出头时的任性和勇气。即便在矛盾面前，她一再冒出想要分手的念头，第二天，又用“算了，再说吧”这类说辞说服自己。

有一次，姐姐男友公司的女同事频繁约他去酒吧玩。她发现后，拿过手机直接以女朋友的身份警告她保持距离。次日，女同事向姐姐男友吐槽姐姐好凶，还和其他女同事强调以后不要轻易约他，以免再次遭遇“严厉警告”。这一举动让姐姐的男友感到尴尬和难堪，回家后与姐姐发生了激烈的争执。姐姐回到家中，泪水止不住地滑落，她不能接受男友的指责，倘若男友能处理好，她不至于被逼急去警告女同事。

父母则认为姐姐小题大做，一件小事要闹到分手，实在没必要，过日子就是个互相迁就的过程，没有百分百的完美另一半。好朋友也表示，分手再重新开始一段恋爱，评判对方是否是靠谱的结婚人选，时间跨度可能又是好几年。

而老家风俗一再提醒姐姐，年龄上来，该嫁就嫁。人品好坏在父母往上那几代人眼中从来不是主要衡量因素，用他们的话来说：“差不多就可以结了。”他们口中的差不多，一般是指长相看得过去，不要太富，也不能太穷，起码不能比家里条件差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母亲常说，时间到了，男人成家立业，女人结婚生子，都是人生必选项。一旦绕开了，人生乱套，毫不像话。

这些言论多了，姐姐也不得不被洗脑，最终学会了适应和将就。

今年上半年，姐姐和男友双方父母见面，谈起了结婚的彩礼、酒席和新房装修种种事宜。

我父母对结婚的流程不太懂，不知道彩礼要多少合适，也不知道酒席摆几桌才足够。男方父母考虑到父母可能不好开口，私下里先和姐姐聊过，男方父亲说姐姐优秀又能干，彩礼最起码要十万起步，才不会丢姐姐的脸。酒席举办的地方由小两口商量，至于新房，如果这两年有结婚的打算，现在起就要开始准备装修的事了。

老一辈人都会默认嫁出去的女儿，泼出去的水。对于这点，母亲也或多或少向我们传达过：姐姐嫁了人，就不一定常回家了。

姐姐摆手反对母亲的言论，她说她已经和男友挑明了，后面她要是结了婚，如果家里有需要她的地方，不管是金钱还是人手方面，她一定会帮忙。

我一向恐婚恐育，看着姐姐在这段恋爱的烦恼和委屈，总让我对这位“准姐夫”观感一般。我难以理解，既上进又优秀的姐姐，为何要学着去迁就对方，让自己不开心，变得敏感多疑。我下意识将姐姐划定为新时代独立女性的一员——敢爱敢恨，会对不公说不，对待恋爱绝不将就，绝不重蹈父母一辈稀里糊涂结婚，踏入丧偶式的婚姻，最终懊悔终生。我不希望她也会重走母亲的路，搭上个不负责任的男人，拖累一生。如果始终没合适的，单身多久都没关系。

双方父母见过面后第二天，姐姐留在家里陪父亲。中午做饭时，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，问她：“难道你不怕结婚吗？总觉得你不会让自己受委屈。如果以后他对你不好怎么办。”

她半开玩笑：“不好就离了呗。”

我说：“也不是非要结啊。不结婚又不会怎么样。”

姐姐有些无奈：“没那么简单，我要真的这辈子不结婚，爸妈会气死的吧。”

我心里莫名感到悲哀，这是绝大部分人向生活做出的妥协，姐姐也不例外。

过了会，姐姐认真而轻声说：“不过我真的很喜欢小孩。”

周围同龄人结婚的结婚，生孩子的生孩子。姐姐曾私下里和我说，她时常会艳羡他人的幸福，羡慕别人有可爱乖巧的小宝宝，更不用总是因工作和家庭奔波。她对稳定的生活有所向往这一点，不像我眼中那个爱折腾、爱打拼的姐姐。

我问她为什么突然变了心态，她说，父亲生病那几年，她不是经常在外头在跑手续找报销，就是在为父亲护理或者生计忙碌。父母需要她，她无法逃离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干，那些苦闷的日子一度望不到头。

“谈了恋爱，才算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空间。”

听完她的解释，我为自己的武断感到内疚和羞愧。不该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姐姐身上，高高在上地批判她糊涂，甘愿踏入婚姻坟场，围着小孩转。她这一路走来，为了我们这个家，为了家里的每个人，几乎是赌上了自己的所有前途。有了她自己的小家，或许才能和我们这个大家切割。如果小孩和稳定能够成为她的幸福感的来源之一，那结婚好像也没有那么恐怖。

再者，也并非毫无退路，按她说的，大不了离了呗。

今年5月，姐姐开始为接下来两年的结婚和生育做准备。

姐姐身体差，有乙肝，这两年的病毒量呈上升趋势，医生建议她，如果没有生育的打算，要开始服药，而抗病毒药一吃就不能停。如果这两年有计划要孩子，那就要尽快生，才能尽快服药治疗。姐姐焦虑爱脱发，用于治疗脱发的米诺地尔，孕妇也是不能用，但如果停药时间太久，毛囊关闭，就长不出头发了，而直播带货对于形象有一定要求。

姐姐希望尽快生完恢复身体，等她恢复好，还有机会继续做这份工作，如果真的等她到三十好几生完再出来找工作，那就更艰难了。

总而言之，结婚生小孩，不管从哪个角度对姐姐来说都得趁早。至于被遗忘很久的高考，不记得在哪天被再度提起。

在深圳进行了长达小半年的兼职尝试后，姐姐最终选定了一个通勤时间不到一小时的电子公司，工作内容依旧是直播带货，人事基于她那些丰富传媒和工作经验，给她开了1.3万的底薪，提成另外算，入职即交五险一金。而且，每天只需坐播6小时。

姐姐感叹一句：“当初以我的分数，虽然去不了北京上海那些学校，起码可以有个本科读，只是我不甘心。后面复读两年，有时确实会后悔。但仔细想想，不管是艺考还是高考，它都在让我学到东西，接触新事物。如果没有它，我可能会待在小镇，像母亲那样，糊糊涂涂过完一生。”

似乎从这天起，姐姐算是暂时告别了高考。

人生进入新的阶段，姐姐要说不遗憾是假的，但基于种种现实因素，高考早已不再是她现阶段第一要紧做的事，那些藏在高考往事背后的恩怨、喜泪最终消弭在生活琐碎中。

对于和她相处二十来年，见证过她太多艺考、备考的时刻的我，为她感到遗憾。但似乎她放下执着，往前看，也不见得是坏事。毕竟，她没有因学历不好而自甘堕落，也没因未读大学而糟糕度日。

今年的高考也落下帷幕，高考出分、报考等消息，一次又一次地登上热搜。从直播间下播后的姐姐，是不是会打开手机看一下，想起那个遥远的梦。

我想，一定会有那么一天，姐姐会以自己的方式去弥补上这个缺憾。

编辑 | 森芒      实习 | 李白

千滚水

好过什么都不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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